论诸葛亮的为官之道

诸葛亮自27岁出山辅佐刘备，南征北伐，直到64岁病死在战场上，可说是一生中一半为民，一半为官。而在他的27年宦海生涯中，在处理与己与人，与事与物，与国与家的过程中，逐步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为官之道，做官的准则对诸葛亮的为官之道作一考察和审视，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，特别是加强干部的道德建设，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。今考察论列归纳如下：一，正身养德、严于律已孔子说: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。”(1)《吕氏春秋》中也有“凡事之本，必先正其身”“冶其身而天下治”的思想。出身于“明经”世家的诸葛亮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。在他看来，“夫释己教人，是谓逆政，正己教人，是谓顺政，故人君先正其身，然后乃行其令。身不正则令不从，令不从灿生变乱”(2)在这里诸葛亮把当官者的官德同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，认为“屋漏在下，止之在上，上漏不止，下不可居也，(３)诸葛亮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；他时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，以榜样的力量来影响群下，从不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特殊于同僚和群下的地方。北伐中，诸官子弟皆随军运粮于深谷高山之中，诸葛亮嗣子诸葛乔虽然年轻，也同诸官子弟一样督兵奔忙在大军之中，北伐时街亭失守，亮恨己用人不当，上表自请贬官三等，并号召群下勤攻己阙，并认为“勤攻吾之阙”者是“忠虑于国”者。这是何等的胸怀，这同那些心胸狭窄者，讳疚忌匡者，一贯正确论者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种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(4）的为官之道，西晋张辅评论说：“已有功则让于下，下有厥则躬自咎，见善则迁，纳谏谅则改，故声烈振於遐午也”(5)。二、清正廉洁，崇俭戒奢清正廉洁，崇俭戒奢，是中国官员的传统美德，更是诸葛亮的为政之道。诸葛亮在未出山从政之前，躬料子南阳，非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，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经历为他从政功立为宫之道有着重要的影响；他在《戒子书》中说：“静以养身，剑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治远”。为了“治远”而图“静”，为了“明志”而‘淡泊”，把“静”、“俭”作为修身养德的重要内容。这在视财如命，把享受看成是玄耀自己身份的封建社会里不能不说是可贵的精神。对于诸葛亮的尚俭准则，笔者在1990年发表的《诸葛亮的家风》一文中曾有如下论述：“诸葛亮在蜀位极人臣，然为官清廉，不谋私利除国家规定应享用的奉禄外，不另治家产，别殓用民财，正如他自己对后主所说：“臣在外别无调度，随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”。(《三国志、诸葛亮传》)据史书记载，诸葛亮死后确如所言。他一生就是这样为官，无私而来，清自而去，北伐途中，死在任止，“遗命葬定军山，因山为坟，冢足容棺，睑以时服”(《三国志、诸葛亮传》)一国丞相，哪里死哪埋，坟墓仅仅放下一个棺材。不仅没有随葬品，还硷以时服，真是少见，……这种葬事节俭的做法，在盛行厚葬久丧的封建社会，是难能可贵的，难怪后人一提起诸葛氏，便立即想到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’，诸葛亮自己节俭，其家人也不例外，据《北堂书抄》卷三十八载诸葛亮与李严书云：“吾受赐八十万斛，今蓄财无馀妾无副服”。张谢评论说：“侯之妾无副服，其俭穗可师矣。“一国丞相的妾竞没有替换的衣服，如果不是了解诸葛亮一生和整个家族为宫清廉的人，是难以相信的，然而这却是史书记载，一千多年央无人提出疑父。”(6)《盐铁论．疾贪》中说：“夫欲影正者端其表，欲下廉者先之身，故贪鄙在率在在下，教训在政芊在民也”这些言论正是说的为玫者的表率作用。诸葛亮官至相位，一身正气。上正，下孰敢不正，上清正廉洁，下孰敢贪赃枉法?我们查考蜀国史料，找不到康东汉梁冀那样的贪官污吏，见不着象酉晋王恺和石崇那样的恶富，所有的是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员：董和“躬串以俭，恶衣蔬食”，为官“二十余年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。”(7)邓芝“赏罚明断”，“不治私产，妻子不免饥寒，死之日家无余时”，(8)姜维“据上将之重，处群臣之右，宅舍弊薄，资财天余，佃室无妾媵之褒，后庭无声乐之娱，衣食取供，舆马取备印台节制，不奢不约，官给费用，随手消尽”（９）。费炜“雅性谦素，家元积财，儿子皆令布衣素食，出入不从车骑，无异凡人”（１０)翻开史书，能有如此官德政风的朝代实在少有，究共原因是请葛亮清正廉洁。崇俭戒奢的为官准则教育影响了满朝文武，带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官，赢得了蜀汉人民的爱戴，受到后世的称赞。